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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v of Finance）这本书里描述这件事。
对,都写在这本书里。这个即时实验变成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它刺激我的思考。由于我必须解释作决策的原因,我被迫变得比较前后一贯,等于在我身上强加了若干纪律,这点非常有帮助。即时实验涵盖了一九八五年九月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对我和基金来说,这个实验是个重大的胜利。我们在即时实验的十五个月里,大约赚进114%的利润,对作家来说,这可能是写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酬劳了。
＠我们谈谈广场协定,请解释这个协定如何契合你的即时实验。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五大工业国领袖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iel）开会,认定八十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已经高过头,他们达成打压美元的协定。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体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过,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旧的模式打破了,这是新的游戏,我认为对五大工业国而言,这是个必须采取的行动,我看出这个新起点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承接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多头部位,我还是进场大量增加这些部位。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立刻这样做,很可能是,然后我停下来,接着又再多买一些,但是无比如何,这是我觉得自己走在波浪之前的一个案例,我已经拥有多头部位,又有能力再加码去追逐成果,我承接了非常大的部位,成果很丰硕。
＠你的策略在广场协定上成效优异,但是不久之后,你遭遇到不同的经验,你可否描述一下你在“黑色星期一”时的情况？
我的书在一九八七年出版,接着我到处去演讲、探讨这本书,我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去讨论我的盛衰理论（boom／bust theory）,我从会场出来时,发现股市遭到庞大卖压暴跌。我想这是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三,这是我应该留在办公室里,奋力退出市场的时候,但是我错过了,我看得出市场会出现麻烦,但是我以为应该先在日本出现,因为日本正在形成金融泡沫,所以我放空日本股票,作多美国股票。结果问题在美国出现,日本市场没有崩溃,因为政府当局支撑住了,我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实际上变成了重大负担,迫使我卖出我的多头部位,以避免追缴保证金。我必须撤退,而我也做得干净利落,因为我的原则是生存第一,赚钱其次。我们在几天里遭遇重大亏损,但是以全年来说,我们仍然领先,所以实际上在一九八七年结束时,我们仍然处在成长的一方,我想获利率是14％。
＠一九八七年时,你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的管理团队。
对,我拥有一个由四位资深分析师兼经理人组成的团队。或许你还记得,当时你相当怀疑我能不能和他们共事,并且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但是我对于能够授权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而且我避免经管业务,把大部分业务交给他们,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放弃领导的职位。一九八七年时,我的书吸引了朱肯米勒,当时他是德瑞福斯公司的基金经理人,他看了我的书,来找我讨论,因为他发现这本书可以刺激他的心智。我们熟识后,我请他加入,他很忠诚,拒绝离开德瑞福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艰困的一年里,赚了很多钱,应该会得到很高的酬劳,在应付股市大崩盘方面,他做得比我好,但是到那年年底,他预期的酬劳落空,他觉得可以自由加入我的公司了,于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加入。
朱肯米勒负责我们所说的宏观投资。我仍然是老板,但是我渐渐的不在公司里,因为我深深介入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东欧的事务。他做宏观决定,我在一九八七年初组成的团队负责选股。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到我在现场,这点多少妨碍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他相当懊恼,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但是,他觉得对我失望,他并没有隐藏这件事。因此在我变得极度涉入东欧事务时,我常常根本不在公司,让他全权负责,我们做了比较正式的安排,不过,总之我对这一点有所谅解。然而这样对
他仍然大有帮助,在此之前,他很可能觉得只要他做得很好。他就是负责人,而一旦他做得不好就很可能不是主导者。他真正接管主导权后,我们发展出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就运作得很顺畅。就我教练的身分,他和其他的球员可以来找我,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我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从他们手里拿过球,亲自带球。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运作方法,我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比率,基金管理公司所获盈余的一半保留给管理团队,我负责分大饼。这一点又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意的是基金长期的整体绩效,他们承认我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良好的团队士气,我也负责公司整体策略,例如决定创立新基金,结束既有的基金,或是踏入新的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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