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需求因素
养老基金和其他信托基金对普通股的购买是最近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这推动了股份的上涨,就像它已经改进了主要普通股的潜在技术力度一样。1949年以来,通过向公众出售新的或附加的普通股所出现的一小部分资金,其效果被加强了。无疑,这一因素与其他因素一样,为其不出现时普通股总体有更高的平均价格和价值提供了依据。完全不可能把这一陈述转变成增加价值的特殊度量。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会有多少新的购买者,无论他们的根据是多么诱人,这一因素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任何一个可预测的或实际达到天文数字的市场水平是正当的。
5. 冷战
作者毫不怀疑冷战对商业水平的维持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这一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尽管这一观点非正统且不受欢迎,但当真正的和平和裁军似乎有点可能时,股市不稳定的反应支持了这一观点。在1964年1月的《商业和金融纪事》杂志上,一位著名的权威人士给出每年导致牛市和熊市的一系列因素。促进牛市的因素包括：“巴拿马危机及其影响,亚洲重要的麻烦地区,冷战的升温。”
与以上观点相对,促进熊市的因素为：“国防开支的削减,并且预期到1970年消减400亿美元。”如果不间断的世界紧张和周期性的国际危机可以作为投资者信心和每个更高的股价的基础,那就说明我们生活在和以前不同的金融世界。
我发现1964年的股价受到了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一些是真正重要的新的因素,其中一些是以前的牛市以之为基础的老的因素,还有大量自相矛盾的因素。认为一切都没有真正改变是荒谬的。毫无疑问,股票的潜在价值自1949年以来已大大提高了,即使是用老的估价标准也已经翻了不上3倍。但是,这个变化足以保证新的和宽松得多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吗？如果回答“是”,投资者的问题就远未解决；事实上,他可能发现他陷入了困境。直率地讲,如果1964年的水平还不是太高,那么我们能说哪一种价格太高呢？上面引用的一般观点,即使正确的话,也有太多的危险性。投资者会不会对1200点的道.琼斯水平与目前的890多点用同样的逻辑呢？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它显示了基于没有定量检查的一般化操作的内在危险。
接受流行的“新时代”哲学的投资者,如果以其1964年购买重要股票所支付的价格作为依据,那么只要股市继续上涨,他就会继续接受这一哲学。因而,当他带着毫无根据的过度自信进行投资（或继续投资）,那么,引起他非常后悔的价格将会来临。作为回顾,这一时期和20年代之间的相似性变得很明显了（1962年后,态度和内心的大部分变化已相当明显,但被证明是非常暂时的）。随着牛市的全面恢复,这两个时代之间多样的和重要的差别给我们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但保守型的投资者最好记住,华尔街最可信的描述总是包含在一句古老的法国谚语中：“万变不离其宗。”
走什么路
投资者不应该由于在这本书中读到这一点,就得出1964年的市场水平仅是危险的结论。投资者应该拿我的结论和华尔街许多有经验人士的不同结论进行对比,最后,每一个人必须作出自己的决策并接受由此引起的责任。然而,我认为,如果投资者不能确定如何做,他应该采取谨慎的策略。在1964年的情况下,正像这里所阐述的,投资的原理应遵循以下准则（以其重要性为序）：
1. 不要借贷资金用来购买或持有证券
2. 不要增加投入普通股的资金比例。
3. 减少普通股股份的持有,当需要时,将其降低到占总投资组合的最多50%。尽可能地缴纳资本所得税,资金收益应投资于一等债券或作为储蓄金。
在一段时间内真正遵循美元平均成本计划的投资者,既可符合逻辑地继续他们的阶段性购买,也可中止购买,直到他认为市场已不再危险。我决不支持在1964年末的水平上开始或重新制定一个美元平均成本计划的做法,因为在新的投资计划执行后如价格很快上涨一个危险的高度,那么投资者就不会有耐心来坚持这一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