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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钱操作得如何了?我躺在床上,把床头柜上的闹钟调到下午七点整,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去。当时是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六点半,我才刚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的办公室回到家里。这真是忙乱得不得了的一个月,我正打算在待会儿和客户在鲁提斯(Lutece)餐厅——全纽约最棒的义大利餐厅共进晚餐前小睡片刻。我已经要求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在十一月前让我知道,他们是否在下个年度还会继续把资金投资在这两个基金里。所以整个十月份当中,我除了要做例行工作外,还要不停地向各方面的客户解说,过去一年中我为他们赚了多大的一笔财富。如果你正在操作一个基金,你可无法承受损失任何一个客户所带来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好像是一群生命共同体,一旦有人跳船,其他人也会马上跟进。
三大难题
当时我在股票市场的绩效是十八%,高出大盘许多,但在和客户的会谈当中我发现我面临三项问题。第一项就是我收取的费用。我是名列杰克·史瓦格书中的“金融专家”之一,同时也是市场高手,但我发现如果我要承受为别人操作资金的重大压力,就一定要收取更高的报酬。我想要把基金管理费调高到和保罗·都铎琼斯、布鲁斯·考夫纳和路易斯·贝肯那些人一样的水准。但问题是,琼斯、考夫纳和贝肯这三个人操作的都是期货基金,而我不是。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都设定只以资金的二五%从事期货交易,另外七五%则从事股票交易,所以这两个基金都不是期货基金,只能算是股票基金。而大部分的股市基金经理人收取“一加二”型的报酬,所谓“一加二”就是总资金一%的固定年管理费再加上获利二%。只有市场上的顶尖高手,也就是那些操作纯粹期货基金的家伙,才有这个条件要求“四加二”的报酬,而这也正是我要的价码。这表示若以十八%的报酬率来计算的话,我会得到六·八%的报酬——四%的管理费加上获利的二·八%(剩余报酬率十四%的二%),这比总获利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所以有很多投资人开始发现这个条件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便宜的买卖。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时的市场状况。市场一整年以来都呈现非常不规则的走势,因而使我在找寻明确趋势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开始为那两个基金操盘时,市场在我的移动平均线上下冲刷洗盘,所以我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策略,并且根据市场上一些企业接收的计划或小道消息建立了几个部位,希望借此产生了一些稳定的获利来支持我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交易上的困境。我买进了一些林传播公司(Lin Broadcasting)和乔治亚海湾公司(Georgia gulf)的股票,但只要市场出现谣言,那些个股的买卖价差都会明显拉大,而资金调度的考量会破坏我在短线上的获利。由于我的基金有一部分算是期货基金,依照期货法规每个月必须向投资人提出报告,而这也对我产生短期性的压力。我认为这些套利部位能够在一个没有明显趋势的市场中提供较好的收益率,但我的想法错了。这些获利并没有出现,五周后,我的亏损已经达我募集的四千万美元资金的六%,高达二百四十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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