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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初,当我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研究所毕业时,就很清楚自己想要投身于股票市场。我认为可以三种方式进入这个市场。我可以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一名操盘手,或是一名证券分析师。我知道我的个性并不适合担任投资银行家的工作。投资银行家都是一些靠着创业投资、承销股票,和一些巨额的投资案赚钱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资本,更没有这个修养去当一名投资银行家。我不想成为一名操盘手,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操盘手只不过是中间人而已。他们从客户那里收到交易指令后,再把这些指令放到交易场里。所以我决定要成为一名证券分析师。这是当时最吸引我,也最适合我个性的工作。
当我在小学一年级时,老师问班上每个人长大后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要当一个侦探。”这就是我,一个从犹太家庭出来的聪明小孩,但是我不想成为一个医生或是律师,只想成为一名侦探。我的父母一定很怀疑他们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但是我从小就喜欢分析事物,而这正是证券分析师的工作。他们分析企业,和公司管理阶层访问面谈,然后写报告。他们必须在国内到处旅行,而我很喜欢旅行。
华尔街的年轻证券分析师
在一九七年的春季,美国正处于经济衰退的情况中。对那些在七年代毕业的人来说,想在华尔街找个工作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这并没有使我停止脚步。我是一个有才干的人,而且我要向华尔街推销的是我最满意的产品—我自己。在那年年初,当我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的学业,并开始到处打电话时,就像一个侦探一样,我调查市场中居领导地位的公司,查出他们研究部门主管的名字,然后一一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总是说：“我们没有雇用新进人员的计划,尤其是刚从学校毕业,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小伙子。你不知道现在经济非常不景气吗？”
“是的,或许有人已经给了你一些坏印象,”我会这么说。我总是尽量把他们留在电话线上。通常我都有办法让谈话继续下去。然后我会试着和他约个时间面谈,因为即使这次的接触并不能马上产生效果,但在未来却仍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发展。最后总共有六家公司提供我工作机会。
我选择到昆恩·劳伯公司上班。昆恩·劳伯是由席夫家族所拥有,并且是一个老字号、广为人所尊敬的犹太裔公司。杰克·法维亚是这家公司的研究部主管,而杰克决定给我一万六千美元的年薪,这在一九七年时可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杰克把我分配到亚伯·布朗契顿的手底下工作,他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当时担任昆恩·劳伯的药品类股分析师。亚伯是我入行的指导者。他专门研究制药产业,而他指定我去研究药品的连锁店行销通路。我因此进入医疗产业的研究领域。
除了药品连锁店之外,亚伯也让我接触其他医疗产业里的公司。我最早被分配到的工作就是去拜访四季看护中心。那时老人医疗保险制度在几年之前才刚开始施行,而这些看护中心类股也因而大行其道,成为股市最风行的主流股。四季看护中心是由杰克·克拉克所创办,而杰克·克拉克曾经专程到纽约来向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举办法人说明会,亚伯和我也曾经到他下榻的饭店和他进行过早餐会谈。杰克·克拉克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典型的上流社会人士。当我走进杰克·克拉克的房间时,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他脚上的那双鳄鱼皮鞋。我这辈子还真的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妤看的鞋子。它们看起来闪闪发亮,简直就像天空中流泻下来的光芒一样。
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花一千五百美元买这么昂贵的消耗财在华尔街上闲晃。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盯着杰克·克拉克的脚,然后心里想着,鳄鱼皮鞋,嗯,蛮适合我的。我以后一定要替自己买几双来穿穿。我对于那次的面谈内容已经不复记忆,但是心中永远留着那双鞋的形象。难怪没有人想要雇用二十五岁以下,刚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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