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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很难缠,所以你们不会喜欢我。但是你愈恨我,学得就愈多。我很难缠,但是也很公平,我心里没有种族偏见,没有黑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或是爱尔兰人之分。在我看来你们都是一样毫无价值。我接到命令要把那些没有能力为我所爱的陆战队效力的杂碎赶出去。从现在起,我没有叫你们说话就没人可以说话。你们开始和结束每一句话时,都要给我加上‘长官’这两个字。你们这些笨蛋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长官,是,长官。”
“狗屎,我听不到你们在哼什么。给我大声回答!”
“长官,是,长官!”
“我还是听不到!”
“长官!是!长官!”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我来到位于维吉尼亚州况迪可(Quantico)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开始我在预备军官学校的受训生活。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企研所就读的第二个学期就和陆战队签下了志愿军官役。当时校园里盛传美国国防部准备取消研究所学生的缓征办法,我可不想被征召到越南去当大头兵。
陆战队的训练为期十周,在这段期间中,他们严格控制你的一举一动。他们的目的是把你的思想完全摧毁,再把它塑造成他们要的那个样子。他们让你从清晨五点半开始就不断地忙碌,先用一个钢质的垃圾桶在水泥地上滚动,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开始马不停蹄的一天,直到晚上十点钟,在他们关掉灯,并且说：“晚安,小姐们。”之后我们才能休息。但是我们还是得随时保持警戒,内心充满恐惧,筋疲力竭地蜷曲在行军床上。不过我还是在那种环境中生存下来了。“恭喜你,舒华兹少尉,你现在是正式的陆战队员了。”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七日,我开始那长达四周和病毒性心包炎的缠斗,并且一直住在医院里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才康复出院。从那时开始,我一直都在家里的办公室工作,试着慢慢恢复身体的健康。在午餐时段中,我的一名助理罗伯·列凡(Rob Le Vine)会从我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的办公室过来,陪着我在附近街上走走。哈克曼医师坚持我必须要每天出门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即使外面的气温只有华氏二十五度也得照办。我穿上在一九八七年和奥黛莉及我的好友艾尔·佛雷斯哥到俄罗斯旅行时所买的喀什米尔羊毛外衣,再围上一条亚曼尼围巾,拉高外衣的领子,最后穿上我在莫斯科买的一件貂皮大衣后,慢慢地在冬季冰冷的纽约市街头散步。
波斯湾危机
我们决定在新的一年来临时开始照目前的路线散步,这是因为每当新年到来时,我的脑袋里总会精神振奋,并且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干劲。即使我在这场大病中几乎丧命,而且在我住院期间也有几乎一半以上的投资人遗弃了我,但我依然是沙伯林纳基金公司的龙头老大,仍然有相当多的投资人信赖我,再加上我自己也投入了相当多的自有资金,所以回到工作岗位是一种责任,也是一项自我保护的行动。我必须开始为赚大钱而努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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